塑料袋，轻便廉价，便于收纳携带，是日常生活随处可见的物品，但同时，塑料袋降解周期长、处理困难，对环境能够造成不小的压力。自2008年6月1日起，中国实行限塑令，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厚度小于0.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。从那时起，所有超市、商场、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，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。十余年过去，从实施情况看，限塑之路依旧任重道远。
根据国家发改委2016年公布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全国主要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使用量年均减少约20万吨，累计减少超过160万吨，节约塑料袋700亿个左右。
2018年，零废弃联盟联合各地伙伴机构和志愿者,对北京、深圳、沈阳、合肥、江西乐平、四川荣县、安徽阜阳三合镇等9地开展线下商品零售场所调研发现:全国调研样本的979家门店中,遵守“限塑令”所有规定的只有36家,占比3.7%。
“客观地评价，2008版限塑令及其配套标准和文件实施初期，在限制塑料袋使用、遏制白色污染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。如今回头再看，限塑令确实也存在施行效果低于预期、差强人意的情况。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程会强向《经济》杂志、经济网记者分析，究其原因：
二是塑料袋价格低，“限塑令”推行有偿使用，其最大的目的是通过价格杠杆提高大众环保意识，但由于环境代价没有计入塑料制品成本中，廉价的价格没有发挥出价格杠杆的作用。
三是替代品不成熟，可降解塑料袋成本偏高，价格比普通塑料购物袋贵2倍-3倍，在同样比较的情景下竞争力弱；而无纺布等材质的环保袋不仅价格更贵，携带也不方便。
四是管理存在空白，塑料购物袋仅仅是塑料包装中使用量最少的一种，而量大面广的塑料瓶、塑料快餐盒及其他塑料包装，缺少具体管理。
五是部门监管不力，由于部门分工不同及机构调整等原因，一些地方发改、环保、商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职责不清，缺乏对塑料市场的整体监督管理把握，特别是对小型塑料袋生产企业监管不够，不合规塑料袋充斥着市场。
十几年中我国的商业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电商、快递和外卖的新兴业态加快速度进行发展，也带来了这些业态包装材料的激增，其中塑料包装的比例相当高，这些都未在2008年限塑令范围以内，目前既缺乏行业标准也没有国家法规约束，意味着这些塑料的使用缺乏制约。
1月19日，国家发改委、生态环境部印发《关于逐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》，明确了未来一段时间内塑料污染治理的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年，塑料制品生产、流通、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，多元共治体系基本形成，替代产品研究开发应用水平逐步提升，重点城市塑料垃圾填埋量大幅度降低，塑料污染得到一定效果控制。
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葛察忠在接受《经济》杂志、经济网记者正常采访时提到，与“旧版限塑令”相比，“新限塑令”首先在限制范围上有扩大。旧版“限塑令”主要限制的是由商品零售场所提供的，用于装盛消费者所购商品，具有提携功能的塑料袋；“新限塑令”主要限制的是超薄塑料购物袋、聚乙烯农用地膜、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、一次性塑料棉签、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。
其次管控过程上有突破。旧版“限塑令”主要在塑料袋使用、流通环节进行限制；而“新限塑令”却是针对塑料袋“生产-销售-使用-流通-回收-处置”全生产周期所有的环节均提出了限制要求，健全各环节管理制度，明确各环节需要为塑料废弃物承担的环境责任，并对该责任进行监管。
再次工作思路上有调整。“新限塑令”按照“禁限一批、替代循环一批、规范一批”的思路，有序禁止、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、销售和使用，加强塑料污染治理，在禁止、限制、替代上均有考虑。
最后推广研发上有创新。“新限塑令”更强调加大可降解材料等研发技术和应用，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，完善可降解塑料相关标准。
环保产业一般是政策驱动型，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自提高环保标准和严格执法，倒逼出环保产业的市场空间，促进整个生产环节的绿色化。我国禁塑、限塑时间表已经明确，相关环保企业和塑料降解技术将迎来发展黄金期。
“升级版限塑令着眼于塑料污染治理，建立完整塑料制品长效管理机制，你们可以关注消费流通领域行业、生产制造领域行业及回收利用领域行业。”程会强表示，从限塑向禁塑升级，涵盖主要塑料制品品种，涉及生产、流通、消费、回收、利用、处置全过程，其对相关行业影响明显。
葛察忠认为，“新限塑令”重在培育有利于规范回收和循环利用、减少塑料污染的新型业态和模式。“新限塑令”的实施，会推动塑料袋替代品产业的发展壮大；会倒逼传统塑料公司进行自我革命，通过开展绿色设计，提升产品的回收和再利用性能；会激发企业加大可降解材料等研发技术和应用的积极性；也会对部分商超、电商、快递公司使用可循环周转箱、快递盒等新型包装器具等方面造成影响。
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岩向《经济》杂志、经济网记者表示，一些大企业出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，意识到减少塑料的重要性，采取一些相应的减塑措施，例如京东在2016年的瘦身行动，就将其用于包装的胶带宽度变窄、与厂商协调适合物流运输的包装以避免二次包装、生鲜包装流转箱多次重复使用等。“仅靠商家的自律是远远不足的，需要生产者、销售者、消费者和政府的共同协调才能真正的完成这一些行业的减塑。”
李岩提到，国外的禁塑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。例如欧盟实施限塑收费后，2018年为减少海洋塑料污染的风险，欧盟将在2030年全面禁止包括餐具、吸管、气球、棉花棒、渔具在内的塑料使用，这些塑料约占欧盟水域和海滩垃圾总量的70%。此次禁塑已经不仅仅针对一次性塑料制品，禁塑的范围大大扩展，针对这些普遍的使用的塑料产品采取替代、标签等手段，不仅生产者责任延伸，也更加有助于社会环保意识的培养。
一个塑料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环境，造成环境影响成本，并没有很清晰的界定和计算。在现实中，塑料袋的环境成本在不同时期、不一样的地区以及不同分类条件下都是不一样的。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向《经济》杂志、经济网记者解释，限塑令的本意是从环境规制出发，强制性地引入生产标准和经济手段，来提高塑料袋这一环境污染性较强产品的使用成本，进而减少塑料袋使用，引导包装袋的绿色利用，属于典型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政策工具。
李志青指出，当前有必要加强塑料袋的环境成本水平研究。比如，在环境成本上，垃圾分类制度将会大幅度的提升塑料袋、纸袋子等包装集中处理的效率，降低塑料袋等包装分散废弃所带来的环境影响，进而有可能是在未来拉低而不是推高塑料袋的市场行情报价水平。因此，限塑令有必要与垃圾分类制度的推进进度相适应。
海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《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》，2020年12月将实施。另外，海南省出台了《海南省全面禁止生产、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实施方案》，分阶段、分行业、分类别稳步推进禁塑工作。海南“禁塑令”顺应了国际先进潮流和中国需要，禁塑将为中国产业整体升级换代带来崭新机遇。
程会强表示，行政法规可提高公众、企业和有关部门的重视程度和执行力度。当前关于限塑的倡导性、鼓励性措施较多，但缺乏刚性的法规条款，效果很难保证。需要更看重强制性的要求，进一步从法律和法规层面细化相关规定，以及明确违反相应规定的惩处措施。此外，为应对最新形式，快递、外卖该怎么样包装、使用何种材质、包装到什么程度等，都需要加强标准规范，这样才可能在环境保护和方便顾客中间取得一个最佳解决方案。
葛察忠则从“源头管控，强制约束、市场引导、强化监管”的思路出发，推进限塑令贯彻到底。例如推进日常执法和强化监督相结合，加强部门间的协作。明确细化清单，实施动态管理更新，抓好塑料治理源头管控。做好激励引导，发挥环境经济政策的杠杆作用，通过环境财政补贴政策、市场行情报价调节机制等缓解新型塑料袋产品成本比较高的问题。发挥科技支撑作用，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、成果转化、技术验证和产品遴选等工作。
“从限塑到禁塑，是我国对城市固废综合管理上的水准要求进一步提升的表现。从限到禁和替，可行性进一步提升。如能与垃圾分类、绿色消费等活动有机结合，政策法令、标准规范、研发技术、市场引导、公众参与，将有望取得更大进步。”程会强总结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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